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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知青,这一辈子 重阳祭祖。今天回顺德拜祭祖母,顺道看望父亲。
暂别整整4个月,父亲已经认不出我来,一看到我张嘴就骂。依然口齿不清。 在家坐了一个小时,父亲都没认真跟我说话,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,或大声地骂人。 父亲骂人,从来不需要理由,尤其是生病后变得愈加厉害,骂的都是毫无根据的。骂人的时候,总是瞪大眼睛,还要吓唬人。 现在的父亲依然还骂人。拄着一根圆木棍作为拐杖,迈着小步子一抽一抽地走过来,瞪着圆眼毫无来由就骂起来。此情此景,又勾起了不少回忆。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下午放学,突然在回家的路口碰到了原本该在上海的五伯父。五伯父拉着我,小声地说:“你爸爸回来了!”“爸爸”?!从小都是祖母抚养我长大的,父亲这个词对我实在陌生。我呆了,从来只在照片上看到过父亲,样子与远古的北京人很相像,也只从别人口中听说父亲很坏,所以才要去劳改。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很差,就像是头吃人的大灰狼,让人畏惧。 躲在五伯父身后,我忐忑地看到了父亲。父亲理着平头,很瘦,高高颧骨把眼睛衬托得很大。“爸爸。”五伯父把我拉到父亲面前,让我喊一声,我便轻声地喊了一句,立刻躲到楼上去。记得当时父亲和善的笑了一笑,显得很生硬。 很快,祖母托人给父亲找了一份工作,在顺德糖烟酒公司,那是一份美差。原本以为,父亲回来了,我和祖母的生活都不再觉得孤单,祖母抚养我的压力也多了一个人分担。不想,父亲未对祖母养育我多年而表示一句感激,很快就脱下了和善的面具,开始常常喝酒,然后便破口大骂祖母,怪责祖母把他户口迁到了广东而没有迁去上海。父亲根本不了解,并不是祖母不愿把他户口从安徽农村迁回上海,而是上海户籍政策太严,加上他又是一个劳改犯,回到上海将抬不起头,留在改革开放、思想自由的珠三角反而更好。 祖母脾气本来很烈,从不屈服任何人,可被父亲指骂,祖母没有回过一句话。一次吃饭时,我忍不住站起来跟父亲顶嘴,父亲挥拳打我的右脸,我一下子就被打翻到椅子上。在安徽农场劳作了7年,父亲的拳头很大很有力,他还想挥拳继续打我,祖母连忙用身体护着我,第一次跟父亲吵了起来。那天,捂着红肿的右脸,我哭了整整一夜。我的房间在二楼扶梯旁,一扇窗户开在阳台边。父亲有时看我不顺眼,发现我喜欢锁着门躲在房间里,便走到阳台上、我的窗户前骂我。我学会了不作声。 父亲开始变本加厉,每次喝了酒就回家闹事,骂祖母求神拜佛是骗人的勾当,骂祖母和我都不是好人,等等。难听的话越来越多,祖母也开始反感了。一次晚上,父亲喝了酒回家看到大门已锁就发起酒疯来,祖母不想给他开门又嫌他吵,好一会儿才给他开门。没想,父亲一手把门推开,还把祖母推倒在地。父亲根本没看坐在地上疼得呻吟的祖母,一边骂,一边把天井里放着的塑料盆、花盆等都乱扔一气。 没多久,祖母给父亲找了一个阿姨。那段时间,父亲喝酒少了,却常常不在家。短短几个月,祖母就为他们操办了婚事,父亲搬到阿姨家住。我和祖母的生活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平静,我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。有了新的家庭,又有了一个女儿,父亲回家少了。祖母却开始迅速变老。到我读高二那年,祖母摔了一跤,陷入深度昏迷,亲人们送她到上海治疗。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 高三那年寒假,我搬到父亲家住。刚放假的那两天,我都回学校参加合唱队的集训。父亲有些不高兴,要我在家带妹妹,我正准备高考,无法带着个小孩子天天玩,两次拒绝父亲的要求。父亲很恼火,觉得我没体谅他,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父亲用非常肮脏的语言说我放假了还外出去跟男人约会,扬言要赶我走。 那天是除夕。跟父亲吵完架,没等父亲赶我,我立刻给好朋友雅打了通电话,便收拾行李。天气很冷,我却丝毫没觉得,一鼓作气推着自行车把一纸箱的书、一大包衣服运到马路边,等雅来接我。雅的妈妈开了辆小汽车来,什么都没问,和雅帮我把东西帮到车尾箱里。我在雅家过春节,只待了8天就开学了,我又用自行车把一纸箱书、一大包衣服搬回学校。从此不在父亲家住,父亲也没找过我,我以为从此父女俩就真的成了生死不相往来的陌路人。 祖母弥留之际,我匆匆赶早班飞机回上海,父亲两天后乘火车到。我和父亲一句话也没说,祖母去世,我们分别离开上海。在祖母的遗体告别仪式上,在给祖母下葬时,我没看到父亲流下一滴泪水。不说祖母十月怀胎生下了父亲,且说年迈的祖母千辛万苦把我拉扯大,斯人已去足矣盖棺定论,可人心冷漠如此,我心里愈想愈愤怒,愈加瞧不起父亲。 才过了一年,远在上海的姑姑告诉我,父亲病重了,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。我很吃惊,虽说恨他,却也没想到生命真的如此脆弱。抽了一个闲暇的周末,我到顺德去看望他。父亲住在顺德有名的精神病院里,走廊里许多精神病患者晃晃荡荡,一身宽大的病服也在晃晃荡荡,气氛很恐怖。父亲已经昏迷一个星期了,发病原因是酒精中毒。 看着父亲闭着眼躺在病床上一动也不动,瘦得只剩下骨头,什么都得靠别人来伺候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父亲嗜酒如命,爱骂人打人,跟他在一起,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可现在,他的生命即将结束,再也不能骂人了,人之旦夕祸福谁都说不准。随后,只要周末有空,我都到医院去看他。父亲昏迷了3个月,竟然醒了。 长时间的昏迷,加上酒精对脑神经的伤害,醒来后的父亲也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。他丧失了劳动能力,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,自己跟自己说话,依然忍不住要偷钱买劣酒喝,依然爱骂人。家里因为父亲的倒下而变得破落,阿姨一个人种地、拖着百斤的蔬菜给酒楼送货、到市场摆卖。尽管时有亲人们的资助,日子还是过得很拮据,村里给父亲定为低保户,给他买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。 幸亏阿姨对父亲不离不弃,幸亏父亲还有一个懂事的女儿欣。欣读五年级了,成绩属班上的中游以上,听说绘画很好。有时,欣也帮忙做些家务。今天,一个酒楼让阿姨不再送菜去,欣听后在我跟前哭了。大概是知道金钱对生活的重要,大概是担心没钱读书,反正,欣正在长大,恐怕还比同龄的孩子要早熟些。 可惜,父亲已经认不出我来,也无法体会到阿姨的用心,欣的好。 其实,我早已原谅父亲,就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。 父亲嗜酒是被迫的。在动乱的年代,父亲正当少年,家中无人插队,他被迫要完成一家一插队的指标,到安徽插队落户。因此,寂寞的父亲娶了母亲,据说,当时的母亲没什么文化,也不懂人情世故。父亲开始沉迷酒精,后来据说因桃色事件而被判接受改造。从农场出来的父亲,无法把户口迁回上海,一个富裕的国际大都市。父亲只能“屈居”在小小的城镇大良,娶一个缺一只眼睛的妻子,耕耘小小的一隅农田,渐渐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。 时代能造就一批英雄,也能造就一批像父亲这样的人。因为历史原因,父亲从一个大城市的市民,变成农民,又沦落成劳改犯。然后,变成一个带有罪名且被大都市抛弃的小市民,后来又成了农民。直到现在,他仅成了一具躯壳。 我不知道父亲现在经常想到是什么情景,但我知道,父亲心里一定觉得很不公平。浓浓的上海情结,一直让他觉得,只要他不去插队,他就是趾高气扬的上海人。即使是劳改归来,上海也应该接纳他,他原本就是在上海出生、在上海成长的。 一个知青,这一辈子。只剩唏嘘。 回應 (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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